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打了一个辩题，题目是《人是/不是可以共情的动物》，事到如今我仍然可以忿忿然抨击这个题目质量的不佳，但也是在这个题目中，我第一次认知了“共情”这个词汇。
共情的定义来自人本主义学者罗杰斯，指体验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换言之则是体验他人情感的能力。我们知道情绪是人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反应，每一种特定的情绪都源自其所对应的特定经历，这里的经历应当阐述为“精神经历”，即在个体自身经历之外，同样囊括了书籍、影视、戏剧这部分在人的物理经历有限的情况下给予的精神生活——我们认为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同样能够赋予人对其所描述事件的体验感，从而产生对应的情绪。而其中所有的情绪便成为了我们共情的基础。在面对事件时，我们自然地调用出相似的部分，引发相似的情感，产生共情。
那么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当这部分经历是自身的经历时，其所产生的感情是由客观存在和主观思想共同产生的，是相对自主的；而当这部分经历来自于书影音作品，那么产生的情感便很容易围绕作者设想的思路展开了，譬如《活着》里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三反五反时候福贵的苦痛，而这样的情绪就成为了我们面对类似事件时的情感体现。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朴素的结论，即人对于某一特定事件的情绪，是可以通过文艺作品的方式塑造的。
好啦！我没有跑题，如你所见的，在战争这个议题下铺陈了以上背景，是为了更好地讨论俄乌战争的问题。
我无意抛出自己的立场——有关立场的争辩实在是乏善可陈。我们已经在社交网络上见识过足够多的立场了，大部分人在社交媒体中讨论战争这个话题（或者任意一个话题）的时候，所持有的常常都只有立场而非观点。观点是逻辑严密的，调查充分的，平和的，可讨论的；立场是观点之外独立存在的，不可讨论的。当我们观察网络发言的时候很容易地观测到，不同意见的争吵常常在三句之内演变为帽子戏法，你和一个人说战争本身是反人性的有问题的，他说你亲美是行走的五十万；你和另一个人说乌克兰当局烂成一片，他说你支持侵略者是战争贩子——帽子一扣谁也不爱。所以我们不难作出假设，其实他们的言论并没有也并不打算以观点为支持，而只是想简单陈述一个很酷炫的立场来展示自己出众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都知道，观点来自于个体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背景调查，那么立场来自何处呢？
——我认为来自共情。
或者说，人的第一立场来自于共情。
面对一项突发事件，人的情绪往往会抢先于理智形成自己的立场。我们会很自然地在事件中寻找到自己可以共情的部分，然后迸发出自己的情绪，譬如黑人很容易为种族歧视问题发声，又譬如女性很容易为女性权益问题声明，这常常是因为他们在自身的经历中经受过类似的困境，从而即刻产生共情拥有了立场。（当然拥有思考习惯的人可以更迅速地产出理性的观点，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们通过情绪产生的立场，只不过他们有用理性修正立场的习惯，但是这样人在我们看来是相对稀缺的）
此时的立场是原生的、初始的、感性的，它不如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那般精确和严谨，但是省略了思考和查证的步骤，因而更加迅速、方便，也就更容易占据舆论。
所以哪怕对小学生的体罚和其所造成的发病只是一面之辞，也并不影响人们第一时间和被体罚者共情而声讨老师；哪怕清华学姐的控诉完全没有证据，也不妨碍人们和被骚扰者共情而声讨“骚扰者”，而众多吃瓜新闻的舆论之所以那么容易反转，也是因为他们只需要引导情绪就可以了。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源自我们经历和情感的第一反应。
很难说这样的共情式立场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它在很多情况下会造成声势浩大的错误性网暴，但是在很多证据很难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这部分的共情来帮助这个社会弥补法制之外的合理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个事件的社会舆论，常常是这个社会中某种情绪的直接体现。
所以当我们再来看俄乌战争中的立场性言论，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微博中——大部分的声音是支持俄罗斯或者说支持普京的。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立场存在，在我看来这样持有这样观点的人或许更偏向未来利益和国家安全，但是令我略显错愕的是，这样的声音居然是社会舆论的主流。
在二战对世界进行了如此惨烈的荼毒，各种反人道的事件层出不穷之后，每个国家都很自然地进行了反战教育。作为一个反生存的国家行为，以平民伤亡、家庭破碎、经济停滞、精神折磨为代价处理国家利益冲突的决策，在意识上反对其发生应当是一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我们理应很容易和战争受难者共情。
战争所引发的弊害是直接的、可预见的、巨大的，而其所带来的利好是不确定的、不可知的，因而常规情况下，对战争的厌弃是天然的，而对战争的支持才是需要动员和思考的。所以在我看来，一个对战争抱有正常认知的社会讨论战争的话题的时候，应当是反战言论占据主导，而有少部分人以其更长远利益导向的理性言论占据剩余的讨论空间——正如俄罗斯本国一样。前些日子我和一位俄罗斯的大学生朋友聊天的时候，那位喜欢旅游，热爱中国文化的女孩子同大部分俄罗斯人一样，完全无法接受发起战争的决策。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一个每一年都以极其浩大的声势进行国家公祭日的国家，这里的公民却可以对战争抱有如此高昂的热情——他们更愿意和普京总统共情。
这让我觉得中国的反战教育是有问题的。
（让我们暂时抛却意见领袖的影响——在战争这个议题中意见领袖的影响应当是长期的，而非即刻的，一个反战意识足够强烈的国家，再好的意见领袖也很难引领整个讨论的势头。）
众所周知，反战教育的载体通常是历史，即以发生过的战争为反思对象。而当我们描绘一场已经发生过的战争时，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两种情绪，一是仇恨，二是反战。前者是对于侵略者的痛恨，这让我们铭记被侵略的事实，更好地自强不息以避免被侵略的再次发生，后者是对战争形式的反思，这让我们避免用这种极端方式解决利益争端。这两者在战争的叙述中应当是并行的。
由于我们都没有亲历过战争（父辈们可能经历过朝鲜和越南战争，但时间已经相对久远并且相关性不强），直接进行反战的道理阐述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各个国家的反战教育多依托于纪念日、纪念性建筑和文艺作品来体现，而其中文艺作品是最直观有效的方式，如文章一开始所言，人对于某一事件的情绪是可以被塑造的，其方式正是通过文艺作品构建精神经历和情感。
我们见过很多反战主题的文艺作品，譬如《美丽人生》，譬如《血战钢锯岭》，譬如《拯救大兵瑞恩》，譬如《波斯语课》，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描绘战争中普罗大众不被常人所见的苦痛，将这部分反人性的苦难展现在民众面前，我们通过镜头的展示或是文字的描写轻易地代入其中，以非常直观的方式体验了战争的苦难情绪。但是当我们去看中国近年来战争题材的作品——他们更愿意把重点放在放在“保家卫国”、“反抗侵略者”，即便有苦难的展示，也会暗示受众那是前辈们英勇的精神，是对英雄的歌颂，而作为普通的民众，我们是很难把自己带入到英雄身上的，自然也无法产生这部分共情。
如前文所言，陈述战争时对仇恨性和反战性的宣发都是有其利好的，然而当一种陈述一昧地强调战争的史诗性、英雄的伟大性、侵略者的罪恶性，而忽略了对于战争中普罗大众生活的呈现所暗含的苦难性，我们对战争这一特定事件保有对情绪便很容易停留在赞美保卫性的战争和痛恨侵害本族利益的外族上。
这是有问题的。
——哪怕我们保留这两项情绪，只要能够注意对反战情绪的宣传，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民族历史情绪可以在奥运会上用和平的方式宣泄，经济冲突可以金融会谈，政治冲突可以政治协商；然而一旦忽略反战的宣传，对保卫性战争的赞美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就很容易演变成高昂的战争复仇情绪——东条英机对二战前日本的宣传，恰恰是对被侵占资源的保卫和对侵占其利益者的敌视，“保卫性”的定义太模糊了以至于任何战争都可以冠以保卫的旗号。
我们当然允许战争的发生，但是战争一定不能随意发生。因为战争的损益比通常而言是很不可观的，以平民伤亡、家庭破碎、经济停滞、精神折磨为代价换取未来不确定的利好，这样的决策应当是慎重的、经过严密讨论的。而民众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提高战争发动门槛的反战情绪，其实是保证其自身利益的重要因素。
远见的不一定是远见，但是眼前的就在眼前。和民众共情，和活生生的人共情，不要和意识形态共情，不要和统治者共情，如果哪一天敲响了丧钟，丧钟不会为他们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所有人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不要以为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